原标题：专访北大教授卢锋：资产价格需以某种方式纳入通胀指标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GDP在2023年突破百万亿大关。在此承上启下之时，应以怎样的宏观政策支持经济增长，并进一步激发经济的活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澎湃新闻就上述问题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卢锋认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高速的发展之后，原来的优势和增长点都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对此有新的认识和分析。
卢锋现任财政部国际财经和G20问题专家、东盟中日韩宏观办公室（AMRO）顾问组轮值组长。在他最近出版的著作《未来的增长》中，卢锋观察近几年来世界各国和中国的关系，包括WTO改革对于对外关系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影响；对内，从宏观调控、产业政策、部门经济等角度，分析近年来的经济走势，以及当下经济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
卢锋指出，中国宏观调控的能力已大大提高，确保了中国经济持续的增长；但与此同时，中国如果能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如城市化、户籍准入、房地产和购房体制等方面进一步实现改革突破，将有助于激活经济内生增长潜力。中国经济追赶目标最终能够达到什么历史高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成功创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否建立持久鼓励创新的制度和社会条件，以及能否妥善地管控和引导外部环境的变化。
为应对疫情的冲击，各国“祭”出大规模刺激计划，多国出现股市、楼市、债市价格暴涨。关于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关系，成为学界和业界热议的话题。卢锋向澎湃新闻表示，资产价格需以某种适当方式纳入通胀监测指标体系。
卢锋还强调，改变资产价格不纳入通货膨胀考虑的传统做法，将意味着货币政策理论实践的重要而复杂调整，其中包含一个关键环节，即如何在通胀度量中适当引入资产价格等统计对象。此外，进一步系统思考货币与通胀政策对资产价格的传统处理方法，还势必涉及到如何在理论上理解货币数量与资产价格关系，传统货币政策为什么对资产价格缺乏足够重视，资产价格不进入通胀对象处理方法有什么利弊影响等诸多问题。
对我国宏观调控目标转而盯住就业指标的建议，卢锋认为需要考虑我国转型背景下宏观经济周期与劳动力市场变动的特点，不仅要关注教科书奥肯定理模型强调的失业率与宏观周期关系，还要重视中国奥肯关系提示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就业转移的相对水平，从而提供宏观与就业政策的务实和有效性。
不排除决策层可能采取新的方式处理增长目标的问题
澎湃新闻：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未设当年GDP增长目标，这一做法是否还应该继续？
卢锋
：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与体制环境下，就GDP增长设立一个量化增长目标确有必要性理由。今年情况有些特殊，如何来设定这个目标，可斟酌讨论的方法可能会多一些。
第一种可能是不设立，第二种则是类似过去那样设定一个指导性的数量指标或区间值。在我国，政府重视执行力，即便是指导性的发展指标，其实无论在层层分解还是总量管理层面，实际上在实施层面难免还是有某种硬性含义。正是为了避免过于硬性追求GDP增长，所以学界有观点主张不用设立GDP目标。
主要是考虑到受疫情影响，经济有诸多不确定性，各方面的风险都较大，所以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设立GDP增长目标。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对中国GDP增速预测都在8%以上。不排除决策层可能采取新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比如设定要努力达到6%或是其他某个数值以上的增长目标，等于是一个兜底和半开放的增长指标。另外也可能借鉴去年最高层对2023-2035远景规划展望期经济增速的处理办法，通过对现实存在达到特定目标（远景规划场合是15年经济翻番）能力的陈述，来代替对特定经济增速目标的直接表述。
澎湃新闻：总结你的观点，尽管诸多经济数据已经向好发展，但你仍然认为2023年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卢锋：
准确地说，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我相信现在的形势总体而言是在复苏的，且能够继续下去。如果一定要预测的话，我认为复苏的趋势会持续下去，只不过永远需要考虑一些可能的突发情况。另外，疫情期间一些有利于出口的特殊因素，以及与抗疫相联系的刺激政策因素也会变化，并影响经济增长。
中国的疫情防控经历了多轮考验，大家对我国控制疫情都比较有把握，不过最近冬季疫情形势显示现实仍有一些不确定性。此外，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比较大，这些都需要考虑进去。当前毕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境，不是说中国的整体发展非常不确定，而是说尽管中国会在可预期的相对较好的背景下复苏，仍有较多不确定变量。上面提到下月两会对经济增速表述引发学界猜测和讨论，在一定程度也跟今年宏观经济的形势特殊性有关。
可以尝试研究把资产价格系列与CPI指数结合起来
澎湃新闻：当前关于中国通胀水平的讨论也很多，应该怎么看中国的通胀水平，我们处于什么位置上？
卢锋：
在基本事实观察层面，通胀问题还是有一定共识的：第一，用CPI等常规方式衡量的通胀水平并不高。尽管这几年有波动，如猪肉价格上涨对CPI影响，然而事实证明通胀并未构成一个很急迫的问题。这一点在短期仍可以是一个推测性判断，大家也都比较有共识。第二，资产价格可能仍有上行压力，其最重要的就是房地产价格，特别是一些大城市与超大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压力较大。关于这一判断，我想大家也大体同意。
然而即便有这两点某种程度共识，在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分析判断上仍有较大的差别。
这个差别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是否应该把资产价格看作是通货膨胀的一个指标。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包括我多年前写的原理教科书，都以消费物价CPI上涨等定义通货膨胀。由于CPI或者GDP平减指数等指标，都是对当期产出和消费品的流量物价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的物价指数，我把这类物价称为流量物价。换言之，传统理解一般用流量物价持续上涨来定义通货膨胀。资产则是存量概念，资产价格属于存量价格，在衡量通胀采用流量物价时便不将它计入。
从理论上看，显然有理由把资产价格变动看作是货币供给和流动性状态的反应。过去一段时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国内外广泛经验现象都提示，资产价格走势可能与流量物价走势产生很大差异，并且资产价格与广义货币流动性状态也有联系，因而考虑如何让资产价格进入到对通胀形势评估，就成为一个具有现实必要性的问题。鉴于上述观察，学界关注和讨论这个问题已有较长时期，近来在特定宏观政策环境下消费物价与资产价格走势再次呈现明显差异，一些经济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出身的前高官如周小川和楼继伟都对此发表评论与提出观点，推动这个问题关注度再次升温。
第二，如果认定资产价格也是通胀压力的一个释放管道，资产价格走势也是通胀的一个表现，于是便涉及到如何处理的问题。前一阵讨论较多的是如何在通胀指标上体现资产价格。由于CPI是流量指标，资产价格属于存量指标，简单把某些资产价格整合进入CPI统计对象，在逻辑上和操作上都可能会遇到较多问题，不一定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为解决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考虑有关部门根据我国现实情况，首先建构一个与通胀联系比较明显的适当的资产价格指数系列。然后可以尝试研究把这个资产价格系列与CPI指数结合起来，各自赋予适当权重形成一个广义的或许能更好反应通胀的广义通胀或广义物价指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货币与宏观政策如何对包括资产价格在内的广义物价指标做反应。当然，这样改进的思路，并不否认宏观审慎与结构性措施仍会在调控资产价格过度波动方面发挥必要作用。
我国转型期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关系有其自身深刻特点
澎湃新闻：考虑到宏观调控政策锚定GDP增速与通胀指标存在困难，有学者认为未来宏观政策应